抗战爆发后，中国人民不仅肩负着收复失地的艰巨任务，更要不遗余力地保护祖国那丰厚的文物遗产。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，承载的不仅是血肉之躯的抗争，更有文化和历史的保卫，实在是令人痛心又充满决心。 作为我国知名文学家和文化学者，郑振铎不惜一切代价，为国家抢救了一批批珍贵的历史文物。其中，藏于国家图书馆的古籍文献《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》更是其中最为珍贵的一件。 古籍的流失让郑振铎焦虑万分，心急如焚。 1928年10月，郑振铎回国，翌年便进入了北平的燕京大学任教，还代理了中文系主任一职，并同时兼任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。在这期间，郑振铎不仅为燕京大学积极邀请了进步的教员，也投身于创作。小说集《取火者的逮捕》便借希腊神话的题材热烈歌颂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。郑振铎的这种努力，遭到了当时顽固势力的强烈反感与攻击，最终他被迫辞职，于1935年4月返回上海。 然而，随着八一三事变的爆发线上配资之家，江南许多著名的藏书楼被毁，原本完好无损的珍贵古籍变得四散飘零，许多平时极难见到的文献出现在了上海的旧书摊和一些书坊里。 这个消息如同重锤敲击在郑振铎的心上，他愤怒又忧虑，感觉自己所钟爱的文化遗产正一寸寸流失。 他通过朋友得知，成捆的古籍大多准备卖给哈佛燕京学社和华北交通公司，而华北交通公司正是敌伪机关，收购这些珍贵文献显然是为侵略战争服务的。更有一些古籍即将流失海外，无法挽回。 为此，郑振铎决定坚持留在上海这个孤岛，和文物的流失展开殊死较量。 郑振铎几乎用尽了所有积蓄购买这些珍贵的书籍。他把自己的积蓄全数用完后，就向朋友借钱，或者通过欠账购买；有时他甚至会卖掉自己一些并不算珍贵的藏书，再将所得的钱用于继续购买珍贵文物。他自己曾戏谑道，自己就像是在拆东墙补西墙。但就是这样，他依然设法抢救回了许多极其珍贵的历史遗物，其中就有《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》。 此书在郑振铎的心中，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。 1938年5月的一个夜晚，中国书店经理陈乃乾打来电话，告诉郑振铎，苏州有一位书贩手中有32册元明杂剧，并且有些还是刻本和抄本。当郑振铎听到这个消息时，整个人几乎激动得无法自已。难道自己心心念念的那本书终于出现了？ 他立刻意识到，这正是自己多年寻找的宝贵书籍，但他也坚信，这只是其中的一部分。于是，他决定赶紧去青阁书店一探究竟。 书店老板杨寿祺告诉他线上配资之家，确实有32册书，已谈好价格1000元，另外还有一些在古董商孙某手中，价格大约在1500元左右。郑振铎毫不犹豫，果断接受了交易。第二天，他带着筹到的2500元前去支付，但却遭遇了意外的变故。杨寿祺告诉他，唐某的部分书籍已经被孙某以900元的价格买走了。 原本只需付出1000元的他，眼睁睁地看着这批书籍全部被孙某拿走。孙某的要价越来越高，郑振铎在失望和懊恼中彻夜难眠。 为了能将这些书籍保住，郑振铎几乎向孙某提出了所有请求，请求他不要将这些书卖给外国人或汉奸。他誓言一定会尽快筹到足够的资金。 他马上发出两封电报，一封给北平图书馆的馆长袁守和，一封给在汉口的词曲专家卢冀野，希望他们能够协助自己筹集款项。很快，香港方面回电表示无法筹到资金，但武汉方面则力劝他继续与书商周旋，争取更多时间。 接下来的三天里，郑振铎一方面与书商孙某谈判，另一方面却在暗中和卢冀野密切合作，四处筹款。终于，双方以9000元的高价达成了交易，郑振铎如释重负，终于如愿以偿地得到了这批梦寐以求的珍贵书籍。 这些64册书籍包括了抄本和刻本的元明杂剧，共有242种，其中有29种元剧为绝版孤本，涉及关汉卿、王实甫等多位重要剧作家的作品，堪称文化瑰宝。 在欧洲，文艺复兴时期，莎士比亚的签名曾引发巨大的轰动；而中国元代至今已七百多年，关汉卿的成就无论如何也不逊色于莎士比亚。郑振铎这次的发现，堪称震撼文化界。 出版界的元老张元济在郑振铎收回的这批书籍中，精选了100多种杂剧，汇编成《孤本元明杂剧》，并正式出版发行。随着这本书的面世，国内文史界迎来了100多种此前未曾见过的元明杂剧，极大地丰富了我国的文化宝库，郑振铎的贡献不可磨灭。 政府最终也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，开始全力支持抢救工作。在陈立夫、朱家骅等人的支持下，政府决定从中英庚子赔款中拨出巨款，用于秘密抢救珍贵图书。这些图书被归还给了国立中央图书馆，得到了最好的保护。 郑振铎虽然自谦未能亲自参与直接的战斗，但他和许多文化工作者一样，站在了另一条战线上，打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。正是由于他们的坚定信念与无私奉献，才使得这些文化瑰宝得以保护与传承。 这场购书行动，最终因太平洋战争的爆发而戛然而止。虽然它仅持续了约两年的时间，但这段时间却极其关键，郑振铎等人的努力，堪称为国家、为后代创造了永载史册的伟大事迹。郑振铎曾在事后感慨：“我们创立了整个的国家图书馆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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